祝寶良：中國經濟為什麼穩住瞭
祝寶良/國傢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傢、經濟預測部主任
澎湃新聞實習生 張傢亮整理
【編者按】
9月22日，第112期鴻儒論道討論的話題是《去杠桿背景下的經濟政策取向與宏觀經濟展望》，主講者是國傢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傢、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在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全球經濟幸運地迎來瞭新的增長周期，中國經濟基本面一掃之前的悲觀情緒，增速逐漸穩定。這其中供給側改革中出現瞭哪些成果，中國經濟出現瞭哪些新的增長點，接下來需要註意哪些問題，譬如與地方債務相關的地方政府建設項目的事權如何限定。下文為演講實錄，未經講者審訂。
2017年10月26日，成貴鐵路正在樂山車站進行線路道岔無砟軌道施工。 東方IC 資料圖
這兩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兩個關鍵詞，去杠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短期五項任務分別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產能、補短板，其中我覺得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這三個事情聯系在一起。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怎麼來看待當前的中國經濟？我想通過探討四塊內容來說這些問題，第一，簡單介紹一下當前經濟；第二，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哪些問題，包括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四，對未來經濟到底怎麼看，到底開辟什麼樣的政策能夠解決當前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現在主要的政策取向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0月份中央經濟會議提出瞭這個概念，我當時也去參加起草瞭這個報告。去年7月份，習近平總書記請瞭一些經濟學傢座談，當時我也參加瞭，20多個人在中南海裡座談，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問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在經濟領域做瞭一次總結。第一，我們提出新常態的理論；第二，把新常態作為理論框架，我們提出來利用五大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一個政策的主線，一個框架。五大發展理念在“十三五”規劃裡面提出來的，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圍繞這樣一個政策框架，我們采取瞭很多政策。比如在區域發展政策上，三大區域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在對外開放上“一帶一路”；產業政策上我們搞瞭工業2025等等一些理念，生態發展上我們也有些理念。這是我們過去在總結這幾年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時候，我們提出來的政策取向。這個政策取向有很多內容可以包在裡面，但是我認為去杠桿是非常核心的問題。
去杠桿如何做？有三點。第一，穩中求進，2012年提穩中求進，到去年把穩中求進作為一般工作的政策。第二，問題導向，底線思維，有問題解決問題，但是有三個底線是不能破的，個人理解第一個是扶貧，解決扶貧問題，解決最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保障問題，比如棚戶區改造；第三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我給大傢簡單理理這個政策框架。新常態這個邏輯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十八大後，在2012到2013年研究當時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說中國從2013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要放緩一點，提出宏觀經濟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概念。為什麼提出這樣一個政策框架？主要的機遇是中國經濟進一步三期疊加，這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有一段時間，政策從應對2008年的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比較正常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理論上是消化前期政策，但是要消化多長時間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當時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是世界經濟復蘇很緩慢，即使2012年美國財政經濟復蘇，全球貿易增長也非常慢，歐洲還在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日本的發展也不好。這個時候消化前期政策的擴張難度就比較大，我當時認為應該找一個新理論概括，覆蓋三級疊加的概念。在2015年4月份習總書記到河南蘭考考察的時候，把這個新常態的概念提出來瞭，說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新常態個人總結有四個特征，第一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第二結構要優化，新常態的根本特征是人均GDP到瞭八千美元以後，居民需求結構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消費結構在發生變化，這是非常深刻的問題；第三轉型過程當中動力是什麼，一個是制度創新，一個是可持續創新；第四轉型過程當中有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所以要守住這個底線。我們把它總結成一個新常態的概念，2014年就出來瞭，2015年4月份提出瞭這個概念，用新常態替代瞭三級疊加。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2015年是經濟受重挫的一年，年初股票市場上升很猛，7月份有一輪股災，到瞭8月1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帶來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外資出逃。我們原來有新常態的理論，也有五大發展理念，同時也提出來要宏觀經濟政策要穩，微觀經濟要活，拖住三個底不能出問題，為什麼實踐過程當中出瞭這麼多事？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面對這樣一種局面，政策需要做一些調整，去應對這個局面，股災、人民幣匯率等，背後原因是為瞭保增長速度，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實際上過於寬松瞭。當時我個人覺得有必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央財經組瞭一個班子，針對當時出現經濟增長下行的局面，股市、匯率半自動充填機市場出現的問題，中短期之內到底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當時我們認為要從宏觀調控上解決一些問題，財政貨幣政策和改革的政策要做一些調整。當時我們認為主要的矛盾就出在這個結構上，老百姓不需要的你產能嚴重過剩，老百姓需要的你滿足不瞭。
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烘焙食品機械報告從改革的目標設定、力度上，在過去30多年沒有一個報告超過它。它的基本思路、基本路徑、大路徑應該是最好的一個報告。當然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目標不是五年能夠做到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有一個中短期的目標，我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這個階段上提的，在中短期之內解決三去一降一補的問題。2015年10月份隻提出三去一降，沒有一補，到瞭當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把一補加上瞭，解決問題的同時，還要保障需求穩定。“三去一降一補”當時的核心問題是國企改革，解決僵屍企業，這背後我一直認為就是去杠桿的事，要想去杠桿，僵屍企業必須退出來，中間還有一些別的，債轉股等等具體政策。
2015年底去杠桿的概念就出來瞭，真正開始去杠桿是從2016年8月份，短期市場利率往上漲，到今年4月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去杠桿。
在總結這段時間，有一個大的政策框架，一個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是新常態的理論基礎，五大發展理念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核心是杠桿問題，處理好平衡關系成為調整宏觀政策非常重要的思路。去杠桿還有一些改革問題，但是宏觀調控政策在裡面起到瞭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的經濟還不錯，特別是從2016年開始就不錯瞭，剛才說2015年經濟下得很快，7月份稍微慢瞭一點，8月份又慢瞭一點。看到我們這個季度GDP數據以後，去年年底我們預計到今年一季度會不錯，沒想到二季度也那麼好，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對今年的經濟判斷包括在去年制定政策的時候，心裡就不那麼慌瞭。從2008年刺激上去以後，經濟開始往回落，不斷往下走，到年底討論經濟政策的時候討論得非常充分，但是你想到在制定政策時第二年的經濟還要降，這時候制定政策是什麼心態？要進行供給側改革，要把杠桿去掉，但是明年速度說不定還要慢，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如何調整？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同的看法就非常多瞭。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的心態就放松瞭，不用爭論瞭，把政策穩住，今年一季度會不錯，但是我們沒想到它比去年四季度還要高，那時候的主要判斷是庫存起來瞭，供給側改革有點效果瞭。
今年這個形勢還不錯，經濟穩住瞭，穩住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從統計上來說，中國短期統計是生產法統計，生產法統計中有生產要素在裡面，最後變成生產統計出來瞭，這個過程怎麼看都不錯。因為工業穩住瞭，產業結構也在調整，高技術行業在增加，新興戰略行業在增加，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在增加，比重不斷上升，這塊大概占到12%，整個GDP在6%-7%，這塊比工業快出兩倍。但是從需求角度去看是不是這樣？從投資收益率、降杠桿的角度來看到底怎麼樣？我覺得這些角度的忽略導致最近在經濟上種種的問題。
目前的經濟增長，從需求上來看，產業結構在調整，但會發現有些問題，內需在下降。有人把內需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政府起作用，例如房地產，我認為政府在裡面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房地產比預期好，而且還穩在這裡不動，但是房地產的價格居高不下，我個人認為房地產屬於嚴重泡沫，從2012年開始三級疊加，要消化前期政策，然後房價漲上去瞭。所以下決心想辦法去杠桿，但是去的過程要小心。
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長比較快，但消費增長慢，零售額慢下去瞭，GDP支出法核算的消費也慢下來瞭。個人理解這就是新常態的結果。傳統行業不消費還是不消費，想消費的可能還沒有，產能問題沒有解決掉，不要認為收入快瞭消費一定跟上去。但是有兩個指標往上升，是沒有想到的，第一個是成品庫存，去年開始往上走；第二個是出口，去年是負的，今年一下子到瞭13%，到8月份略慢一點。用統計局的算法，拿掉庫存、進出口的影響，今年的GDP上半年應該在6.2%左右，比去年慢。也就是說，穩住經濟，房地產起瞭作用，但是近半年時間GDP往上走，我認為邊際性的影響，核心是庫存和出口。
我覺得今年中國的經濟之所以穩定瞭，上升瞭，主要原因有五個。
第一個原因，2015年股災以後經濟下行，人民幣貶值以後資本在外逃，需求在下降，這種情況下產業結構的問題更加嚴重。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來除瞭供給側改革去杠桿大環境不變以外，還要補一些東西，穩住經濟，補在哪裡？任何一個國傢短期內要補，就要補基礎設施建設。其次想辦法穩住房地產，政府手伸出來的話，它的作用是非常快的，2015年下半年我們采取瞭很多政策。2015年下半年發改委搞瞭一個專項建設基金，發出來財政貼息90%，成本非常低，而且可以做資本金，有瞭資本金，就可以貸款。兩萬億杠桿率5倍，按3倍杠桿率來算就是8萬億，8萬億基建就開始起來瞭，2016年基建抑制地方政府的購買，但基建還是發展得很快，這個起瞭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5年3月30日刺激房地產，2016年房價漲得太猛瞭，10月份開始采取措施。現在房價剛開始有點松動，但是不是真的跌下來瞭，市場上的人都不太相信。按我們的說法，環比不能超過2016年的10月份，超過瞭不讓賣，本來從2015年開始要實施去杠桿的政策，但2016年實際加瞭一些杠桿。效果很好，把經濟穩住瞭，但是帶來的副作用是房地產價格漲得非常猛。
第二，政策供給側改革確實起作用瞭。2016年2月份兩會結束，供給側改革寫到文件裡面就要實施，主要采取瞭行政手段，中國隻要采取行政手段一定是限制產量，產量一下價格就會漲。所以PPI從2012年3月份連續54個月同比下降，2016年2月份環比開始漲，9月份同比開始往上漲。價格漲肯定要加庫存，庫存周期那時候就起來瞭，庫存一加一般加上一年，所以我們當時預計到今年上半年庫存還會發生作用，經濟會往上拉。
但是有一點我們沒有想到，就是出口。今年我認為中國經濟上升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時我們認為世界經濟復蘇緩慢，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因素增加，社會上很多人都在講現在全球都是黑天鵝，不是一隻兩隻，而是一個黑天鵝湖。美國大選剛選上去一個總統，大傢認為不靠譜，現在認為挺靠譜的。法國開始大選，荷蘭大選，德國大選，選上來的往往都是民粹主義者，反貿易自由化的，這些都是不確定性。所以在去年我們就沒有定外貿的指標，隻是提出來GDP6.5%左右。世界經濟溫和復蘇，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
過去五年有兩件事情，所有宏觀經濟學傢都是說不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從1945年二戰以後全球化開始深入發展，一直到2008年、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跟貿易有關系，隻要全球經濟增長1%，貿易增長就是1.5%。我們搞宏觀經濟的人都知道如自動填充機果沒有全球化加速，貿易增長和GDP的增長應該是同步的，接近1是比較合理。但過去貿易增長比全球增長要快，比如WTO的一些制度設計促進瞭全球化的發展，50年代、60年代那時候全球怎麼分工？發達國傢之間水平分工，產品質量差不多一樣；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是垂直分工，我生產低端的，你生產高端的。
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收益是出口，中國全球貿易增長更快。到瞭八、九十年代，互聯網、機器人開始發展以後，叫產業鏈分工。產業鏈過去是產品分工，我生產紡織，你生產汽車。現在在紡織品裡面，用產業鏈給它分開，把一個產品裡面高附加價值的讓發達國傢生產，低附產價值的轉移到中國來。分工進一步深化，貿易增長就更快瞭。但是，2008年發生次貸危機，發達國傢勞動力漲不上去，因為用機器替代勞動力。過去資本和勞動力之間是互補關系，現在不是替代關系瞭，機器人本身就是人，所以大傢現在研究到底未來怎麼辦。這個趨勢持續以後，到瞭次貸危機爆發的時候，全球的價值鏈分工基本上分到大概最細的時候，這意味著貿易增長速度下來瞭。
即使這樣，GDP的增長跟貿易增長也應該從過去1.5倍往1倍轉，但不能低於GDP，恰恰過去連續五年的貿易增長速度都低於GDP瞭，我們解釋不瞭這個問題。現在全球GDP3%，但是貿易量增長2%。由於深度產業鏈分工的問題，速度會慢下來，但是不一定慢這麼多。
我個人的解釋，這一輪中國實際上是搭瞭美國、日本的快車，因為我們當時沒有預期到這些國傢的經濟那麼好，出口的上升對於中國就有一定的持續性，因為這是外需拉動。這裡面供給側改革、中國的“一帶一路”也起瞭作用，這是貿易增長很重要的原因。當中國經濟慢的時候，美國、歐洲、日本經濟好起來瞭，特別是日本經濟一好，還帶來另外一個效應，人民幣匯率開始升值，資本不再外逃瞭。原來我們預期歐洲不好，日本不好，美元要升，美元升人民幣就要貶，現在反過來瞭，美國的經濟沒有歐洲好，歐元開始升瞭，歐元一升美元貶回來。這個時候千萬別去刺激房地產瞭，趕緊搞改革，速度不會太慢。
宏觀經濟學還有沒有解釋清楚的，過去這幾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不快，但是發達國傢失業率非常低，日本失業率3%，美國失業率降到4.3%瞭，即使歐洲的失業率還比較高，超過9.0%，但是已經降到過去五年最低瞭。在失業率下降的時候我們看到CPI不漲，工資不漲，一年兩年失效，這麼長時間失效怎麼解釋？
這兩個經濟學現象有聯系，我認為核心的聯系就是人工智能起瞭非常重要的作用。機器變成人瞭，你想要加工資，我馬上就用機器人替代，工人不敢加工資，不加工資物價漲不上去。既然機器人這麼重要，就開始投機器人，設備投資就起來瞭，美國、歐洲、日本相當一部分制造業都在投資機器人，中國當然也在搞人工智能問題。
第五個理由跟中國特殊的放管服有關系。清華大學有一個研究，說中國大學生的創業率是美國的4倍，是否成功不知道，至少都在創新創業。當然創業也不容易，有一年座談會科大訊飛老總去瞭，他說創業不容易，他說：“我們那一年全國大學生創業的典型選瞭十個，現在剩下的就我一個，而且當時那十個在大學裡就有發明。”
我認為這五個原因是過去這段時間經濟上升非常重要的原因，這五個原因在未來發展還在不在？是否持續？或者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會出來一些新的要素增長呢？出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個水平去瞭，產業鏈分工基本結束瞭，貿易增長和GDP增長的速度很可能回到1：1瞭，如果全球性增長3%，貿易就是3%，中國不可能突破這個數字。現在漲得太快瞭，去掉人民幣匯率升值大概還有8%、9%，按貿易增長算應該是增長水平的2倍。
我贊成中國在一個新階段，或者叫一個新平臺，從過去10%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降到6%左右的速度，中間也有一些小周期波動在裡面，但是那個周期就叫新周期？它新在哪裡？沒有。隻說是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裡面的結構在變化，至少服務業、旅遊、教育、文化、科技服務這些服務業在起作用。新產業裡面，人工智能、電動汽車這些產業在變化。但是過去改革開放30年，每個十年結構都在變化。
在中國我認為有四大問題，再長期還有很多問題，比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這個在中國永遠存在。我認為中期，比如三五年左右必須解決四大問題。
第一，全部是跟經營風險有關系的。國企改革，去杠桿，核心是提高投資率，供給側改革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文化監管同樣也是問題，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沒有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寫得非常漂亮，國有企業改革三個目標，管資產，混合所有制，激勵，說得很清楚，怎麼做？
我個人認為聯通的改革方案應該還算可以，國企改革先改革有示范效應的，改革難度非常大，要處理很多問題。現在國有企業改革慢，大量資本進到那裡，民營企業拿不到錢，導致資金緊張。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長期帶來經濟效益和增長速度要往下走。
第二，房地產，我認為這個泡沫還要漲。房地產的產業機制在哪裡？現在有人說中國的房地產發展到現在，已經不能動彈瞭，漲瞭老百姓有意見，跌也不能跌，跌的話會出問題。現在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在減少，盈利水平還可以，大概不良資產裡面最大一塊是鋼貿，經過八年時間基本上處置完瞭。如果房地產價格跌瞭怎麼辦，曾經做過壓力測試，很多銀行說如果跌20%就會有問題瞭，房地產價格跌20%還是比較容易的事，但是宏觀政策怎麼做。房地產的長效機制說來說去就是土地制度，供求關系，土地制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到底怎麼改。二，稅制，物業稅到底搞不搞；三，投融資制度，建立獨立市場，還要解決一部分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中國城市化還沒結束，青年人是相對的，總是要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如果發展租賃市場，誰來提供租賃房子，沒有產業基金能行嗎？要把經營市場投融資的制度建立起來。最低的收入群體如何保障，年輕人剛畢業買不起房子怎麼弄，租賃房還有一定的市場在裡面，現在我們正在研究。
還有一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都知道怎麼做，但是往這個方向做的時候有難度。我們年年都說房地產到瞭關鍵時刻，年年都還過去瞭，但是老百姓不一定滿意，現在的房價還要不要再漲，我不知道上海怎麼樣，北京金融街25萬，最近降瞭一點，反正跟紐約比不貴，比日本的東京要貴得多瞭。北京人均GDP一年1.7萬美元，東京大概六萬美元，這個房價還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的思路，一拖又得拖多久？經濟不行是不是又要靠房地產拉？我們也在提這個概念，要鼓勵買房子的話還要把首付降下來。
第三個問題，地方政府債務。絕大部分因為建設，經濟增長投資裡面一大塊是基建建設，如果包括電力，就要占到投資總額大概25%，如果不包括大概占到22%。連續這三年加在一起，累計投進去瞭25萬億左右。25%是通過PPP，境外的民間企業投資，還有政府預算，每年大概有三萬億不到，把這兩塊減掉，剩下的這些錢不管是專項建設基金杠桿杠出來的，還是用融資平臺從銀行借出來的，還是發債得到的，政府最終是要還的。
我個人認為把這兩塊全部減掉餘額剩下將近20萬億，我們以前搞過一次審計，那時候叫債務置換，各個地方把所有債報上，報完以後給你置換。這三年又累計瞭多少？差不多這個數字，這裡面不全是政府的債，速度每年至少20%，甚至還要快，財政預算支出的錢每年增長速度很慢，因為財政收入降瞭。我自己估計應該每年在30%，如果這樣的速度不去解決就麻煩瞭。怎麼解決它？第一，這些項目投下去有沒有必要，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二，這些項目有一問題，最近大的基建事權基本在市縣兩級政府，中央政府搞不清楚，不知道你要幹什麼東西，我隻是轉移支付。這個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有段時間很多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事權在中央和省兩級政府，用來解決老百姓需求結構，從吃穿變成住行需要解決的，修電、修路、修管道。
現在進入新常態，人均GDP八千美元，基礎設施建設是需求結構轉型必要的。現在旅遊、養老、休閑這些事權全都在市縣兩級政府，市縣兩級政府有事權沒有財權，主要是轉移支付。它隻有兩個辦法：一是融資平臺，先把這個錢弄出來，二是想辦法賣地，地的指標中央管，地的指標給你瞭，就要把這個地賣高價，房價就更不可能跌瞭。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怎麼劃，給市縣什麼樣的事權，誰來監督他幹這個事，這是最難的問題。其次，必須給地方政府找到財權。地方政府在國外收的就是三個稅，第一環境稅；第二資源稅，當地賣資源的錢可以給當地政府花；第三是房地產稅。房地產稅征收我覺得箭在弦上。但是把稅給地方政府，很多問題必須要去解決。債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好，上世紀七十年代拉美的債務危機全是跟債有關系，最近穆迪公司也不斷地敲擊我們，我認為它可能看到瞭中國的債務問題。
第四個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原來預計人民幣可能還要貶，所以開始管起來瞭，資本項目管制，管起來當然人民幣就穩住瞭。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美元指數開始貶瞭，現在看法完全不一樣，對美元走勢的判斷非常重要。
現在一般的解釋是說美元貶還是因為歐元、日元，歐洲、日本的經濟比預期的好，也就是說日本、歐洲的貨幣政策最寬松的時間點已經過去瞭，美國可能要緩慢地縮表，這些國傢可能也會跟上。還有一種解釋說超過90%還是強勢美元。今年國有企業虧大瞭，因為去年預期人民幣要貶，很多人都換成美元瞭，或者美元不結匯。最後很多企業傢跟我們說，今年10%的利潤白幹瞭，怎麼能掙10%？拿著人民幣年收益率買理財也有5%，你一說人民幣要貶，結果人民幣升瞭5%、6%，一進一出就是11%，所以相當一部分的企業判斷和我們這些經濟學傢是有關系的，經濟學傢幾乎都異口同聲說人民幣要貶的。
我覺得人民幣貶值的趨勢應該還在的。我害怕的是，你要管住人民幣匯率，但又管不住，導致資本大量外逃，這個時候還不如讓人民幣匯率在適當管制的同時，讓人民幣匯率波動到一個均衡水平上去。因為中國是大國，經濟學裡有一個概念叫大國貿易或者大國經濟，一個大國匯率對它不是那麼重要，小國必須盯住，但對於大國，匯率不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貨幣的獨立性才是最重要的。在穩杠桿或者降杠桿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要往下降，唯一好處利率水平高一點，匯率貶的預期會稍微小一點。
一旦基建投資降下來，房地產投資會降下來，出口恢復到4%左右的平衡狀態。現在制造業會有非常快的增長，因為產能還沒有完全除清掉，真正要除清還是要靠供給側改革，把去杠桿去到一定的水平。去杠桿的過程就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一定要踏踏實實。亞洲金融危機那幾年那麼好的條件，加入WTO，房地產、汽車起來瞭，中國的產業結構從輕紡工業往重工業轉化，從1997年轉到2003、2004年也有6、7年時間瞭。這一輪轉型比那一輪艱難得多，一旦新的動能起來瞭，經濟再往上發展就有基礎瞭。
下一步的政策到底怎麼弄？我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放棄，但是方法要變。去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在去產能這塊，行政手段副作用太大。中國有市場手段，但是國企不是一個真正的自負盈虧的獨立企業，沒有辦法用市場手段。
我們今年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就這麼幾個標準，環保標準、能耗標準、安全生產標準、質量標準、技術標準，有的地方又增加瞭水的標準，超過多少不給你批。環保手段也帶來一個問題，價格還是在往上漲，但是這個辦法比行政手段好得多，它必須公平公正公開，但是這個力度大小很重要。
不同地區可以采取不同的標準，畢竟空氣質量要求不一樣，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些政策還是要堅持，貨幣政策不會松下來。今年供給側改革把PPI拉上去，但是CPI沒有漲。下一步一旦用環保手段，中下遊的行業也有環保問題，比如造紙、養殖，養殖環保問題很厲害，還有人反映不讓養雞、養豬瞭，規模小的關掉瞭，有的幹部說恨不得在雞屁股後面戴個口罩，確實污染比較重，下一步可能會經歷到這步。這意味著有些工業消費品的價格會往上一點。另外上遊價格上升連續一年多瞭，它總要往下遊傳導，商業成本過高以後，再撐就不行瞭，要往上漲。
個人覺得到瞭明年，PPI和CPI之間這個剪刀差就沒瞭，可能PPI、CPI都接近宏觀調控的3%的目標瞭，往上走瞭，這就意味著在去杠桿的同時，貨幣政策沒有進一步放松的空間。
房地產一定要調控，一部分資金肯定要出來，到底去哪裡，當時我們說今年的股市不會有太大問題，因為資金會進來，利率會往上走一點。現在有人講股市漲到現在，是不是漲得過高瞭，我不太清楚，但是大的邏輯是這麼個情況。還有一塊是財政政策，財政政策肯定還會寬松，但是到底寬松到什麼程度。剛才說的市縣兩級政府事權給多少，那些基建項目是不是都該幹，也需要有一定的舉措。今天可能講的這些內容不一定對，有問題可以再交流，謝謝大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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